5月16日武汉解放，从此天翻地覆！

而无论是这种依托程序展开和表达的、具有特定的时间性和场景性的公共理性，还是不同政治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平衡，都依赖于政党这一处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政治中介。

到了2008年，国会批准对《海外情报监听法》的修改，国安部门可以对美国人的通讯来往进行大规模的和没有针对性的监视。当一个社会的人口膨胀到危及该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或带来许多问题时，生育权就不能是不受限制的权利。

它涉及个人权利和社会规制的各个方面，不是一个单一的解决方案。甘肃省此举被看作是为解决艾滋病传播问题所做的尝试。这些冲突可以概括为一个法理学的命题，即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的冲突问题。［18］参见《检察日报》2001年5月21日，第5版。情节严重的人将被终身禁止乘坐飞机。

73％支持对电子邮件进行监控。即便是唯一的，以下几点也可用来解决上述的问题： 第一，不要将实际存在的道德冲突的责任强加给权衡理论的支持者。[37]笔者认为，在设定法学教育目标时，绝不能面面倶到。

[66]何美欢，见前注[2]，页16—18。显然，后两类职业的从业人员的人数要少得多，不足以作为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13]而只需要在基础课程的具体内容上略微顾及这两类工作的角度，开设一些选修课程以便有这两类职业志向的学生深入学习，也就足够了。[37]吴汉东、刘茂林：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若干个问题探讨，http://www. chinalaw. org. cn/Column/Column_View.aspx?ColumnID=678InfoID=5905，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8月20日。(四)实务技能的培养以及实践类课程的地位 《培养意见》认为，现在的法科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当强化学生实务技能的培养。

另一方面，张老师指导下学生所写的案例分析常常充满了学术味，有大量的注释和对外国法的介绍和分析，有大段的理论阐述，可是对中国刑法条文的援引和解释论上的分析却很不足。另外，笔者并非建议每一所法学院均应采用本、硕连读模式。

良好的教学效果首先要求教师对于课程领域有深入的理解，否则，采用任何教学方式都没有意义。[55]但是，这些课程不可能在法学教育中居于主要地位。[23]何老师说，法学院只能生产毛坯，它的任务是保证学生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法学院目前开设的案例研讨或者类似名称的课程，将案例材料(一般是法院判决)发给学生，课堂上组织学生讨论并辅以一定的讲解，而并无书面作业要求。

[20] 在德国，对于这一目标的一种质疑是，多数学生将来从事律师职业，而法学教育中却缺乏训练学生学会撰写合同以及代表当事人在法庭上有策略地、熟练地进行辩论的能力等律师技能，因此很多人认为法学教育应当更多地以律师职业为导向。(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191。比如，目前的法学硕士招生中，经济法专业的主要考试内容是部门经济法(金融法、竞争法、消费者法等)。在这些课程中，由于有了充裕的时间，也可以适当兼顾从诉讼律师、非诉律师乃至学术研究的角度分析法律问题的能力。

其实，法学方法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超越因素，例如法律解释中的目的解释，以及各种灵活的法律漏洞补充。他可能被说服而采纳某种观点，也可能认为自己的理由更佳，因而试图说服别人。

德国的大学教学以及国家司法考试中所使用的案例分析，要求学生找到应予适用的法律(涉及面非常之广)，对案件事实进行涵摄，并运用适当的法律解释方法来解释这些可能被适用的法律，其中，应考虑所有可能的正、反两方面的理由，考虑到每一种可能的解释结论所带来的后果，并考虑是否存在法律漏洞并需要运用类推等方式进行填补。这是技能的缺失，说到底，是对理论缺乏真正的了解。

而中国的法律交叉学科研究中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并不是有关学者对于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解是否深入，而是多数学者自身未曾受到过好的法教义学训练，鄙视或者不耐烦于法教义学层面的理解。但是，何老师关于法学教育的基本思想，为笔者所赞同，并构成本文的重要基础。本文不赞成这一建议，限于篇幅，暂且不论。何美欢，见前注[2]，页27。法律实务工作者尽管也可以考虑改进问题，但是，不论现行法有何种缺陷，他们都必须以其作为工作的前提。如果希望学习适用法律，学生必须先有一定数量的法条在他的记忆中，适用技能才有用武之地。

笔者不认为它们属于每个学生必须掌握的领域，因而不赞成设置必修课。See Kenneth Robert Redden,Modern Legal Systems Cyclopedia ,§1.4(AX I Xa) at 3.110(rev. ed.1990)，转引自 Kelvin McDonald,Legal Education and Certification in Germany，6 The German American Lauj Journal 83(1994)，p.84.其实，美国由哈佛法学院在1870年代开始的意义深远的改革，包括将已完成通识教育作为入学标准，直至最终将其他学科的学士学位作为入学条件，正是受到了德国模式的影响。

参见苏力：中国法律技能教育的制度分析，《法学家》2008年第2期。企业法之一：公司法、资本市场法和破产法。

第五，教师能力和意愿的欠缺。至于学生的基本素质状况，更加说明改革的必要，而非相反。

这类洗车行为实际是一种强买强卖。法律人必须学会在信息不充分、正反两方面都有道理的情形下，作出一个慎重但明确的决定。在某个具体制度上，如果某种有更好社会效果的判决必须以违反法治原则为代价，那么这个判决的社会贡献远不及于它对社会的祸患。更重要的是，刑法是法律方法、法律思维方式可以获得最为充分、集中和清晰地体现的法律部门。

法学教育就要训练出这种回春妙手。课程应确保较大的作业量(案例不少于6个)，案例的难度应注意循序渐进。

修读双学位的学生，必须延长学习年限至少1年。所以，探知法律事实的能力只能主要在工作中学习。

民事法规的解释则更加微妙。另一方面，这些学校也通常具备开设这些课程的能力。

而法律职业是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当然，法学教育中也应适当地训练律师(诉讼律师和非诉律师)、立法者以及学术研究者所应具备的能力，为此应提供包括法律诊所在内的相应课程。超越法律的观念如果被过分强调，可能导致法律人藐视规则以及法治原则。可是，认为本案构成或者不构成无因管理的学生，很多人不能运用这一最简单的三段论结构，他们的结论毋宁是一种感觉：他们只是感觉这个案件与老师以前讲过的某些法律概念似乎可以契合，于是就直接得出了答案。

所以，笔者的建议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有利于这些学科的发展的。[12]显然，学生最希望的是法学教育能够为其将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而这也是社会对法学教育的首要需求。

[5]有一位在大陆工作过三年多、从事非诉业务的台湾律师，写下了中国律师给他的印象，提出的批评非常深刻。[74]一个简单的介绍，参见(美)罗伊?斯塔基：《完善法学教育——发展方向与实现途径》，许身健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页128—136。

此外，在课程基本进行完毕后，通常还要花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专门准备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也就是针对这三门课程大量撰写案例分析。我们还可以再以资产证券化、信托投资基金等高端洋气的交易安排为例。